延安“抢救运动”中的 康生、毛泽东与周恩来(下)

2018-12-14 07:18:46 读书文摘2018年12期

宋金寿

康生准备杀人,

毛泽东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协助李维汉整理回忆录时进行采访,有老同志说:康生准备在边区系统杀人,而且是杀一个,还要有两个人“陪绑”,以杀一儆百。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予以制止。

应该说,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有针对性的。

康生拥有生杀的大权。因此,毛泽东的“一个不杀”是针对康生的“杀人”主张提出来的。

“大部不捉”也是针对康生的。大规模的“抢救运动”,实际上是从1943年4月1日的“大逮捕”开始的。以后,凡有所谓“重大问题”的人,都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或边区保卫机关,使得两处“人满为患”。其时,毛泽东才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但到底是在哪一天提出来的,笔者也无法确定。

据 《毛泽东年谱》 记载:1943年7月, 毛泽东在同袁任远谈话时, 说:“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

笔者以为,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应该更早一些。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其中也写入了“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的话。

10月19日,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政策,延安的反特务斗争,虽然清查出了大批的“特务”,但确实没有杀一个 (自杀者除外)。

康生号召“抢救”,《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重申毛泽东的“九条方针”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 《抢救失足者》 的报告。

康生在报告中说:“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 (指4月9日和12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国民党的特务分子、破坏分子,他们不去破坏敌人,而是与敌探一起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和华中、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他们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国青年,而是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拉到特务的罪恶泥坑中去为日寇的第五纵队服务。因此从4月10日起,我们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人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号召,起来控诉日寇和国民党杀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

在康生作这个报告以后,延安开始了一场“抢救运动”。所谓“抢救运动”,实际上就是“强迫坦白”。各机关学校清查出了大批的“特务”。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 中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解释说:“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也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

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的立论,为康生制造的“特务如麻”舆论提供了理论根据,他以此作为采取反特务斗争方针的“立足点”。

《决定》 提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康生对此解释说:“运动的方向要我们一定这样做:拿延安机关来说吧,由一万人的工作人员开辟到二万人的杂务人员;拿延安来说吧,由三万人的工作人员开辟到一万人 (当时延安居民约一万人) 的老百姓中间,从机关走到各县农村中,走到军队中士兵中间去,走到城市商人中间去,走到中、小学校去,大致运动的方向由一万人走上几十万人的陕甘宁边区,要造成这样的运动。只有造成全边区人民广大的工农兵起来,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边区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

这就是说, 《决定》 不仅把审查干部的范围扩大了,而且还要到群众中去开展反特务斗争,肃清奸细。

《决定》 正式公布,并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即“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

应该说,“九条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康生那里就变了“味”。

这里,笔者再补充一下康生的变了“味”的调查研究。

康生说:“调查研究在延安有几种新的创作,叫做三种‘自传:刚来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检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康生说的實际上是四种自传,但原文如此) 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怕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了大纲写一百遍也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就有漏洞;还有一个叫做‘年表大事记,哪一年干什么,从小一年一年的接起来;还有叫做‘月表,哪一月干什么。这个‘月表有好处,可以找到毛病。把那个表放在审讯室里,故意把表画得那样大,在审讯犯人的时候,你讲我看你的年表,看对不对,他想审判官把他的年表列出来了,不讲不行了。这个‘年表也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

康生美其名曰“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运用文字技巧的“逼、供、信”。

从7月15日康生作 《抢救失足者》 的报告,到8月15日中央发出 《决定》,仅仅一个月,在延安“审查出2000多人”,比康生在其报告中所说的已经有“450个人向党自新改过”,“翻了两番”还要多。

周恩来回延安,

促使“抢救运动”转入“甄别”阶段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后,为了讨论新形势下的国际国内新政策,1943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电请周恩来回延安。7月16日,周恩来等回到延安。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周恩来虽然不在延安,但仍受到了不公正的和过火的指责与批评。他在回延安以后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压力。加上“抢救运动”中又抓出了一大批“叛徒”“特务”“内奸”,尤其是所谓的“红旗党”,大部分是国统区的党组织,属于南方局领导的范围,进一步加大了他的压力。

周恩来连日与朱德、博古、洛甫 (张闻天)、康生、彭真等交换意见,了解整风和审干、“抢救运动”的情况。

7月24日,周恩来旁听了杨家岭的审干会议。26日,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重庆回延安的方方、钱瑛、吴克坚入中央党校学习。邓颖超在帮助周恩来整理大后方的审干材料以后,也要入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的中央党校已经进入了全面审干的阶段,他们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实际上也含有被审查的意思。

8月2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提出:可以利用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倒台,要求国民党取消各种特务组织,取缔特务理论和 《中国之命运》。会议同意此提议,决定由王若飞、胡乔木会同周恩来准备文件。

会上,毛泽东说:今晚开欢迎会,请恩来在会上讲话。

当晚,在欢迎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时,周恩来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的巩固的程度。”他的讲话,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基本立场。

8月8日,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并讲话。在讲话中,阐明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别”,提出:要建立坚定的立场,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员不仅要有民族立场,还要有阶级立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并且联系自己过去一度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体会,进行分析与自我批评。

8月30日至9月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两天报告大后方的情况,提到:3年来,除送1000多人回延安外,对已经暴露的组织,开始是停止发展,后来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政策,提出处置办法11条,即实行平行组织、不转关系等。

七八月间,正是“抢救运动”的高潮,周恩来一方面要作参加整风运动的报告和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的文章,另一方面要为一些由大后方来到延安以后被关押的同志写各种证明材料。

进入9月以后,周恩来为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进行总结,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党的历史进行再认识。从9月16日至20日,就1928年至1930年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进行分析研究后写出笔记,认为1928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既反对右倾余毒,又反对“左”倾高调,是其中最好的一个。中共六大是根据这个决议召开的,但六大决议“未着重和彻底反‘左倾,因此反不如它”。9月21日至27日,对王明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的小册子进行分析和批判,并写出笔记。

10月10日以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和提高的阶段。

从11月底到12月初,周恩来作了多次有关整风的发言。

12月22日,为了总结审干、“抢救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反特务斗争的汇报。

周恩来回延安以后,通过深入的调查和严肃认真的思考,并结合大后方党的组织与发展状况,以及国民党的组织发展状况,对延安的知识分子队伍作了头脑冷静的科学分析。

周恩来说: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只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是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决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何况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

因此,周恩来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革命到延安的。那种认为80%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予否定。

同时,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周恩来找毛泽东反映情况,说:“重庆是国民党的巢穴,也只有二三千特務,在边区就有上万特务,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经过这场讨论,中央书记处对于延安知识分子的估计和“抢救运动”的看法,头脑开始比较冷静了。

笔者以为,停止“抢救”,并开始进行“甄别”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此后,“抢救运动”才得以真正停止,使得错误不再继续扩大。

必须指出,对此,周恩来立了大功,但没有毛泽东的认可,也是不行的;毛泽东的功,亦不可灭。

但是,康生此时依然“故我”。

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赔礼道歉

从1944年10月起,毛泽东对审干、反特、反奸的问题,不断作出评价,并根据延安的经验教训,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审干运动。

10月25日,毛泽东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说:“审干、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线错了。”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及九条方针的原则,不警惕不严肃的右倾思想是不对的,不谨慎不精细的‘左倾思想也是不对的。”

1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河南工作时指出:“整个大后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可靠的,要破除认为很多党员不可靠的‘左的观点。有少数不可靠的,还要加以分析,要在斗争中进行考验。总之,需要有两种的态度:一是严肃态度,二是谨慎态度,防止‘左的或右的观点。”

12月20日,毛泽东听取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报告时,说:董老的报告很好。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 做了很好的工作。大后方有十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去年审干时估计有些错误。审干应采取严肃与谨慎的态度,两者缺一不可。

當时,毛泽东始终认为党内有问题,即有特务, 有内奸, 但不多。例如,1944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过一次 《反特务问题》 的报告,说:对待敌情的看法,不能“熟视无睹”,也不能“特务如麻”。“一个叫熟视无睹或者叫做天下太平,一个叫做特务如麻,再一个叫做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究竟天下太平不太平,我讲天下太平又不太平,太平是真,不太平也是真的。绝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党员天下太平,是没有问题,是可靠的。但是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

因此,毛泽东始终认为审干、“抢救运动”,只要坚持“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既反右又防止“左”,事情就可以得到解决。

从1944年1月1日起,毛泽东开始对“抢救运动”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赔礼道歉。

由王诤领导的军委三局是搞通信的,有1000多人,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大部分成了“特务”,因此与全国各省、各根据地的联系都不通了,急得王诤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后来,王诤想了一个办法。1944年1月1日,他带着一批被搞错了的同志,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口,站得整整齐齐,给毛泽东拜年。

毛泽东出来一看,站了这么一大批人,他明白了,讲了这样一番话:“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也向我敬个礼!”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把他们的问题一风吹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向他敬了个礼,回去工作又开展起来了。

5月的一天,毛泽东对中央党校即将上前线的学员发表讲话。在讲到整风、审干时,他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

其时,毛泽东虽向大家敬礼赔不是,但没有人还礼。他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

10月,在中央党校又有一次。据李维汉回忆:“抢救运动”这个责任康生是“无论如何推卸不了的。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在何时何地作过何种检查。真正在全党承担责任作出检查的,还是毛泽东。他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着大家的面,公开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并向大家鞠了一个躬。他又在1945年七大前夕,在中央大礼堂的一次有中央机关和边区系统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公开向被‘抢救错了的同志道歉,并且要求各单位对在什么场合因‘抢救戴错了帽子,要在原场合取下来”。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演讲时,对“抢救运动”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说:“前年、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我赔个不是。审干应该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严肃的态度是反对右倾,谨慎的态度是反对‘左倾,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

毛泽东承担“抢救运动”错误的责任,是值得称道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同时又是一种“高姿态”。

此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又先后两次表示要对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他说:“我们搞错了的就要说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给脱下来,承认错误。”

毛泽东在结论中说:“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

(选自《党史博览》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