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长镜头

2018-12-14 07:18:46 读书文摘2018年12期

武昌首义,枪响过后,立传回音—— 仅仅十二天后,湖南、陕西就发生了起义,宣布脱离清朝独立。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上海、新疆,皆宣布独立。

特别是湖南省的革命将士,独立后立刻派军队前往湖北,真枪实弹地支持革命主战场的革命军弟兄,表现卓越。

而后,在武汉战局险恶的不利情势下,江浙革命党人纵马横枪,一举攻克南京,使得岌岌可危的湖北革命局势大为改观,带来了崭新的转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昌起义绝对不是地域性的、局部的革命,而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在歷史中引发核爆的全国性革命运动。

数千年的封建专制,随着武昌革命的枪声而落下帷幕。共和民主的新观念,飓风一样,吹进古老的中国。

自此而后,凡想以独夫皇帝面目出现的人,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在此,笔者稍蘸笔墨,简单叙述一下几个重要省份独立的经过。

它们分别是湖南、陕西、江西(九江)、山西、云南。

八日都督说焦、陈 湖南起义

湖南,是个久富革命传统的省份。

自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后,黄兴作为继起者,在1903年创建华兴会并成为后来同盟会中第二号人物。湖南、湖北两省毗邻,在革命家眼中,两省一直是一个区域整体。

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湖南人谭嗣同、唐才常都是担纲人物。他们的流血牺牲,激鼓了黄兴等人的革命斗志。

1903年黄兴组织成立华兴会,曾策划过长沙起义。虽然此次起义事泄失败,但时人多壮之,影响很大。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华中会携手,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负责章程起草的八个人中,三人是湖南人—— 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而同盟会最初两年的近一千人会员中,湖南籍人士约占20%,人数仅次于广东省籍。

1905年,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 《取缔清朝学生规则》,于东京大森湾跳海自杀。1906年,姚洪兴因在上海入学受阻,愤而自沉黄浦江。这两位湖南籍同盟会骨干的死,唤起了无数湘籍青年的革命热情。万人会葬,全城缟素,形成了空前的政治大示威,影响深远。

1906年秋,萍浏醴大起义坚持近一个月,近万人被杀。起义义士第一次在中国高举“中华民国”旗帜。而后,长沙抢米风潮、争路权运动,皆使湖南一直处于革命前的亢奋状态之中。

1911年夏,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三十多人,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曾计划以两湖为发难地,鄂起湘应,湘起鄂应。

在湖南起义中,焦达峰、陈作新贡献最大。

焦达峰 (1887—1911年),浏阳人,在日本入同盟会,又是共进会创始人;陈作新 (1870—1911年),安徽青阳人,出生于浏阳,在湖南弁目学堂读书时加入同盟会,后入新军四十九标任排长。

10月21日,焦达峰发布十六道“特别命令”,宣布10月22日起义。按照命令,革命党人彭友胜等人率四十九标、五十标党人士兵在22日上午8点开始进攻,到下午3点已经攻占军装局、咨议局,直杀抚署。由于清朝巡抚余诚格识时务,在大堂高悬“汉”字白旗,抚署顺利拿下 (余诚格本人后乘乱潜逃)。

10月23日,中华民国湖南都督府成立,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湖南光复后,出于大义,焦、陈马上派出军队支援武汉主战场,总兵力达十六个营以上。后来在中日战争中丢弃南京而逃的千古罪人唐生智,当时也在那一批新募军人中。

由于首义部队主力皆派往长沙,焦、陈二人身边空虚。在立宪派人士谭延闿等人的策划下,以梅馨 (清军管带) 为首的留日士官生小圈子军官发动政变,先设计诱杀了陈作新,再冲入督府,杀害了焦达峰 (是谭延闿指使梅馨杀人,还是梅馨杀人后拥举谭延闿,也是一笔历史糊涂账)。

焦、陈二都督,仅仅任职八天,就同日殉难。

特别是陈作新,相貌清秀,极富艺术天才,诗文俱佳。这个人还擅丹青篆刻,喜酒大言,很有大诗人风采。

陈作新单人独骑进入叛兵埋伏圈后,一魁梧大汉忽然对他劈头一刀,削去他左额上一块皮肉。剧痛之下,陈作新飞身下马,由于拔枪不及,他跑入街旁一成衣房。而后,他忍住剧痛,操起一条板凳,把紧追他而入的大汉用凳砸趴在地,接着,他猛力挥凳,把刺客的脑袋砸个稀烂。叛兵在店外齐齐开枪,陈作新不支倒地……

这位自号“梦天”的大才子军人,确是个狂人,曾作过这样的狂诗:

平生何事最关情,只此区区色与名。

若就两端分缓急,肯将铜像易倾城。

可惜,他最后不是死在“色”上,而是死于“名”。

谭延闿任湖南都督后,军权在握,不再出兵援鄂,而是在当地坐观湖北成败。

五千旗卒尽被戕 西安起义

1911年10月22日,武昌起义爆发仅仅十二天后,陕西革命党人与哥老会联手,发动西安起义。

陕西一动,势连甘、豫、鲁,波延新、青、宁,影响甚巨。

当初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光绪“西狩”到陕西,沿途搜刮,横征暴敛。为了填饱“老佛爷”的肚子,陕西地方官只得拼命压榨陕西人民,千捐万税,巧取豪夺。彼时,洋人们也不消停,在抢夺西潼铁路路权的同时,垂涎石油等矿产,加紧经济入侵和宗教渗透。

局势危急之下,以朱光照 (佛兴) 为首的知识分子首萌民族意识,又有于右任等革命士子慷慨激昂、鼓吹革命。哥老会等民间会党组织不断在各地掀起抗捐抗税活动乃至武装起义。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深入新军、会党、刀客组织内部,扩大联合阵线。特别是在新军中,不仅党人打入基层,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员也进入新军充任中级官校。

在革命气氛影响下,西安街上民谣四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与武昌起义前的态势一样,在西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流言,遍布坊间。

为此,清政府惊惶异常,一边四处调旗兵增强西安城内满城的军力,一边抓紧加固防御工事。

10月22日,同盟会、新军、会党首领三十多人,聚合于西安城南的林家坟,决定武装起义。

上午10点,战斗正式打响。由于当天是星期天,驻防军军官放假,清朝护理巡抚、各司道官员以及一些参议官均在咨议局开会,来不及反应。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军械局,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在占领鼓楼制高点后,他们相继攻占了巡抚衙门和藩库。

文瑞,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世袭男爵。这个人,在满洲贵族中算条汉子,能文能武,驭下有方。在绥远、青州等地任上,他特别考虑旗人的生计民生,很有忧患感。到西安后,他兴学劝工,为旗民开设工厂,欲图满人自振。可惜,历史不给他机会,辛亥革命到来,他先是率旗兵进攻,后被新军击败,回守满城顽抗。

10月23日晨,打着“秦陇复汉军”大旗的起义军在张凤翔指挥下进攻满城,文瑞与旗兵左、右翼副都统承燕、克蒙额等人悉心谋划,准备一决死战。

两军合战,守城旗军约五千人,枪械精良,作战勇敢。新军气势更锐,兵不畏死,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

满城东城楼,旗兵一百多人全部战死。未几,北城楼上的火药库被炮弹击中,爆炸之下,数百旗兵化为肉泥。

文瑞在交战之间,多次派人持函与革命军讲和,均遭拒绝。

血战近一日,满城告陷。旗兵终夕巷战,近三千人死于战斗。其余旗兵,无一不为革命军刀枪下鬼。旗人妇孺知道此前太平军遍屠满人的厉害,自忖难免于难,或投井,或上吊,或集体自焚,死者数千。满城余下旗人,皆被那些冲入街巷的、为民族义愤所激的新军士兵所杀。

西安驻防八旗士兵连同家属,共死亡两万多人。

西安之役,也是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旗人被杀最多的一次。

10月24日,又有千余旗兵从躲藏的地窖中冲出,想要复夺军械局,皆被革命军歼之无遗。

文瑞见满城陷落,知己命难保,投井自杀。其副手承燕、克蒙额二人也拔枪自尽。西安的满族男子,尽数战死。

清朝之灭,旗人文武官员能壮烈死事者,寥寥数人而已,唯西安文瑞、杭州朴寿 (杭州将军)死状最烈,余皆怯懦小丑。反观汉官,无论文武,殉清者甚众。无他,孔孟之书,教人以忠。虽属迂腐,诚可哀矜。

除西安外,辛亥革命中,所在地驻防八旗兵属死伤较为惨重的,还有福州、南京两地,其余地区旗兵大多经谈判投降。那些人,日后在袁世凯“优待”条件下,生活平静,几与汉人无异 (皇室更受优待),没有遭受任何大规模屠戮。

由此,可见汉民族胸怀之宽广博大。

西安光復后,秦陇底定。

清廷大惊。武昌起义后,清廷原本想以陕甘为基地大举重振锐气。岂料陕西义旗一竖,西北震动。惊惶过后,清廷立刻从东西两路派河南、甘肃的清军进攻陕西,最终皆大败而退。

兵不血刃定九江 江西 (九江) 起义及清朝海军起义

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大起义,“萍”就是指江西萍乡。此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已经极大激奋了江西乃至全国的人心。

武昌起义十三天后,10月23日上午6点,三声炮响后,江西九江新军起义。起义士兵均臂缠白布,上印“同心协力”四字,有条不紊,分据要隘,直攻道署。清朝九江道恒保早有“准备”,闻乱即逃入洋人租界,然后乘船逃往上海。

九江知府璞良有血性,对革命军士兵说:“汝等排满,我为满人,当无生理。我世受君恩,义当死节。”革命军嘉其忠义,本想饶他一命。璞良坚持要殉“大清”,革命军索性成全他,赏他当胸一枪,算是全尸。

九江独立后,南昌尚未兴复。

那么,九江起义如何又与清廷海军扯上干系呢?

原来,革命军排长何燮桂在起义后,率一哨人马,迅速占领了九江上游的田家镇炮台。长江隘口,落入革命军之手。由此,远在汉口的清朝军舰,就失掉了接济的来源。

驻湖口的清军总镇杨福田派炮艇顽抗,反为革命军所败。一鼓作气之下,革命军乘胜占领了湖口炮台和马当炮台,进一步控扼长江的交通。

武昌起义后,长江上下游各省震撼。在海军方面,清廷孤注一掷,派海军统制萨镇冰率海容、海琛两艘巡洋舰和数艘炮艇、雷艇,溯江而上,准备与荫昌率领的陆军在武汉会师。

10月18日,清军各舰艇分别抵达汉口下游。

水军一到,陆上清将纷纷要求舰艇开炮轰击长江上往来的革命军船只。但是,水军中同情革命的官兵很多,他们故意打歪,炮弹落水,革命军船只没有一艘被击沉。

不久,清朝陆军看出海军的心思,无人再要求他们开炮帮忙。

其实,早在一年前,清廷害怕汉人士兵闹革命,曾很想把海军中的重要位置全替换成满人。可惜,满人中学习海军出身的人罕见,他们只得先把海容、海琛两个大舰上的管带换了。海容舰的管带 (舰长) 是喜昌,帮带是满人吉升;海琛舰管带是荣续。

九江独立后,清朝海军内的汉人官兵动员起来,齐推汤芗铭 (汤化龙的弟弟,萨镇冰的副官)提出起义要求。

萨镇冰 (1859—1952年) 不是满人,乃元朝色目人大将萨拉布拉后裔。他船政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是个新派人物。甲午战争中,他在威海卫只率三十名水手坚守刘公岛炮台,血战十天,诚为英雄。

在汉口,萨镇冰见清朝大势已去,就对外称不忍见同胞自相残杀,决定自动下野。他搭商船去上海,把舰队留下。

当时,九江独立后,正逢江水渐涸,舰队不可能留在九江以上过冬。所以,清朝的海军其实是被关在汉口,无粮无油,可谓大势已去。

萨镇冰走后,舰队并未马上流血起义,而是耐心做几个满人管带的“思想工作”。

最后,喜昌、吉升、荣续三人都同意反正。喜昌怕事后遭杀害,还对士兵表示说他祖先是汉人。

11月11日,舰队自动驶离阳逻,中途挂上白旗宣布反正,然后开往九江。由于舰队在武昌一直与革命军对峙,还曾炮轰过对方,双方没有过联系。于是,海军舰队就驶往九江,先行派人与当地革命军联系起义合作的事情。

到达九江后,军政府都督马毓宝立刻上舰慰问,表示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满、汉都可参加。然后,大家开欢迎会,海军将士上岸欢宴,兴尽方散。

第二天晚上,海容舰管带、满人喜昌想变卦,忽然命令起锚,想驾驶舰只逃往南京与张勋合军。幸亏革命军九江金圭坡要塞炮台察觉有异,发炮相击,吓得喜昌忙令司舵返航,重新抛锚。

经过此事,九江革命军对舰中三个满人管带防范甚严。对于他们,又不忍杀害,就劝他们回家,每人发三千元旅费。

发给海容舰六千元后,本应由喜昌和副手吉升平分。这两个不争气的旗人,为钱内讧。喜昌认为应该官大多得,官小少得,不由分说,自己就先拿了五千元。吉升本人家穷,欠一屁股债,见喜昌分钱不公,一气之下投江自尽 (此旗人可怜可恨,与其因分钱不均自杀,不如早几天死,还得个殉清的美名)。

11月18日,海军舰队在临时司令汤芗铭率领下,奉黎元洪之命,驰援武汉,开始截击清军。

九江独立后,10月30日,南昌的 《江西民报》发行全红报纸,社论题为 《满城风雨近重阳》,开文第一句就是:“满清政府,从此长辞矣!”

当夜,南昌城外的新军骑兵排发难,从顺化门爬墙入城,城内炮营响应,开始起义。

清朝巡抚四处唤官员开会,但连传令兵都已经参加起义。慌忙中,巡抚以及大小官员逃避一空。

武昌城内五十五标新军、警察部队以及宪兵部队均各自留營,全无反抗。

南昌光复,兵不血刃。

千年之醉梦惊回 山西起义

“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中山曾如此评价说。

由于临近北京这一政治中心,自洋务运动以来,山西可谓领中国最早“开化”之风气。1892年,太原火柴厂成立。1898年,当地又成立了拥有马力蒸汽机的山西机器局。

山西的知识分子,也很早受革命思想影响,倾向于革命和排满。1904年,山西巡抚奏告清廷,官派五十名青年去日本留学,其中就有山西武备学堂的阎锡山、张瑜等人。同盟会成立后,不少山西籍青年纷纷加入。

总结历史经验后,山西同盟会员提出未来革命“南响北应”的计划。同时,阎锡山等青年发起了“铁血丈夫团”,组织了以军事目的为主的团体。1908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山西籍学生纷纷学成归国,分别进入陆军小学堂 (即武备学堂) 以及督练公所任职。

由于清廷要求新军协统以下军官必须由军授科班毕业的人担任,阎锡山等人顺利进入新军中充当教官和标统 (团长)。同时,同盟会员还深入新军基层,广泛联合士兵,准备起义。诸如杨彭龄等九个正目(班长) 的“双塔寺结义”,就是鼓动基层的典型事例。

辛亥革命前,太原新军从上到下几乎都掌握在同盟会会员手中。

武昌起义之时,到山西担任巡抚的陆钟琦,才到任四天。他刚从江苏布政使任上转职,被清廷派来山西。这个人,忠孝传家,光绪十五年进士,曾做过摄政王载沣的老师。

从道德上讲,陆钟琦为官清廉自律,广有贤名。但在政治上,他是个十足的顽固守旧派,一心要报“大清”深恩。

10月22日,山西的邻省陕西突然起义,这可急坏了陆钟琦。他立刻派太原镇总兵谢有功巡视黄河,扼控沿岸地区,以阻陕西新军过河。然后,他抽调大同总兵派人协防太原。

由于对太原城内新军心存警惕,他命令第八十五标开入蒲州,八十六标去代州。

危急时刻,陆钟琦在北京任职的儿子陆光熙忽然来到了太原。这个人,曾在日本留学,其实也是同盟会会员。他到太原后,即去与阎锡山见了面,估计是密谈合作事宜。

由于深知老父效忠清廷、深恨党人,陆光熙决定慢慢开导,以图父亲转向。为免遭父呵斥,这位早已剪辫的年轻人,见面前还特意买了一条假辫子带在头上。

出于对新军士兵的警惕,陆钟琦一直不让发子弹。但派出二标兵士出太原,子弹不能不发。新军的同盟会成员约定,只要大家领到子弹,就立即起义。

10月29日一大早,大家公推第二营管带姚以价为司令,宣布起义。由于城内士兵早已安排好,大家里应外合,顺利攻入新南门,直杀巡抚衙门。

陆钟琦没想到革命军如此快手,他本人大梦初醒,马上起身指挥士兵守门。

新军人众,用大石条砸开大门,尽毙卫士,冲入内堂搜索,正赶上陆钟琦父子匆忙往外走。

起义士兵一阵乱枪,把陆巡抚当场打死。陆光熙以身遮蔽父亲,也当场被杀。可惜这位同盟会员,未及“策反”父亲,自己反而与父亲一起,同死于革命军乱枪之下。

士兵们杀完人后往外走,正碰上骑马赶来的协统谭振德。他刚刚呵斥了两句,就被一阵乱枪打成血窟窿。

山西一文一武两位大员,皆死于革命军枪下。

满城旗兵本来抵抗甚烈,但新军控制了制高点,居高临下,一阵大炮猛轰,旗兵不得不缴械投降。

起义非常顺利。中午时分,咨议局开会,军政府成立,阎锡山当选为都督,年号用黄帝纪年,但旗子用的是“八卦太极图旗”。

山西起义后,祸生肘腋,清廷大惊,忙派在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军入山西去镇压。不曾想,吴禄贞本人就是革命党,他刚到石家庄,就派人与山西方面联系。

11月4日,吴禄贞与阎锡山二人在娘子关见面,成立燕晋联军,准备会合吴禄贞的好友、第二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一起夹击北京。

袁世凯刚被清廷重新起用,人在河南,闻之心惧。他秘密派人去石家庄,收买了吴禄贞的卫士长马蕙田。马蕙田在11月7日早晨刺杀了吴禄贞,并割下人头逃走报功。

如此一来,吴禄贞、阎锡山的大好宏图,付诸东流。

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视山西、陕西为肘腋大患,提出民军不包括这两省义军,想把北方起义军皆称为“土匪”而加以剿灭。

最终,在孙中山力争下,袁世凯最后只得同意把山西义军仍作为民军对待。

与此同时,阎锡山派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礼 (山西定襄人) 前往北京“表忠心”,袁世凯才对山西放下心来。1912年春,他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彩云之南响震雷 云南重九起义

清末的云南,内忧外患。内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外部,法国占安南,英国占缅甸,虎视眈眈。

在此情势下,经云南同盟会鼓动,类似“读学会”“死绝会”“敢死会”“兴汉会”等外围革命组织纷纷成立,人民日益觉醒。

1909年,陆军讲武学堂在云南重开,刚从日本回国的大批留学生和同盟会员纷纷在“海归”潮中被聘为教官,其中包括李烈钧、唐继尧等人。最终,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实际上成为革命党人的大本营。

云南起义前夕,革命教官教出来的革命学生也纷纷分配进入军队。他们与军中革命党人积极配合,说服士兵,以至于云南新军基本上成为党人的天下。

1911年初,蔡锷被清廷任命为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协协统 (旅长),从广东调至云南。他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思想上一直很“先进”——想想他的老师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我们就不会诧异他同情革命的态度。当时,他有句拍胸脯的话使得革命党人很放心:“只要时机成熟,我对你们绝对同情支持!”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昆明的党人欢喜欲狂。

10月16日,唐继尧、刘存原等人召开会议,秘商起义计划。而后,19日、22日、25日、28日,同盟会员接着开了四次会议,蔡锷均加入其中,共谋大事。

会议上,与会者歃血为盟,书写一个纸条,上有“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个字,然后烧之为灰,放入酒中,大家分饮,以示决心。最终,党人决定10月30日深夜在昆明打响起义枪声,并推蔡锷为战时总司令。

10月27日,滇西的腾越枪声忽起,同盟会会员张文光与刀安仁 (此人还是个傣族土司) 发动起义,清军腾越总兵自杀,文官逃的逃,降的降,腾越光复。

滇西的胜利,更坚定了昆明革命党人的决心。

10月30日晚,党人首领们正忙于深夜起义的准备工作。8点左右,昆明北校场七十三标第三营忽然枪响一片。蔡锷等人对此并不知情,云贵总督李经羲打来电话,让他迅速带部队前往七十三标平息“哗变”。

原来,正当七十三标的排长黄毓英给革命士兵分发子弹时,恰好被反动的值日队官唐元良巡哨发现。这个人很顽固,怒骂挥鞭,痛斥士兵,叨叨“造反要杀九族人头!”。这个人也是顽固,都什么时候了,还摆这种威风。士兵们愤而举枪,当即把唐队官打成马蜂窝。其余士兵跟进,立刻把营内另外几个反动军官一并杀死。

七十三标革命士兵也顾不得起义约定时间,提早起义,一拥而出,攻破昆明北门。

当时,蔡锷本人在巫家坝,他马上召集士兵,宣布起义。于是,大队的士兵整队而起,高呼“革命军万岁”的口号,冲向督署等重要军事、民政机构。

由于起义当日是农历九月初九,史称“重九起义”。

此次战斗非常激烈,主要是清军一直盘踞战略要地五华山,又控制了军械局,故而起义进程十分艰苦。

奋战到次日中午,清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被起义战士击毙,总督李经羲和总参议靳云鹏逃走。

在付出了牺牲一百五十人、伤三百多人的代价后,昆明终为革命军光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进攻督署的作战中,时为七十四标第二营排长的朱玉阶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奋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李经羲的老巢。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的朱德元帅。

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各府、州、县迅速光复,可谓是“传檄而定”。

11月1日,革命军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建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推举蔡锷为云南都督。

由于蔡锷的锐志进取和悉心培育,云南革命军军力强劲,也成为后来护国战争中的一支劲旅。

(选自《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梅毅 著/天地出版社/ 2018年1月版)